2017年以来，国际、国内舆论环境不断发生变化。国际方面，“黑天鹅事件”频发增加了国际舆论场的不确定性；国内方面，敏感事件的海外炒作策划性增强、互联网整治步伐加快、新兴媒体平台不断涌现、中产群体舆论声量提高、互联网新经济话题热议、商业事件泛政治化炒作加剧等特征显现，共同促使舆论环境深度变革。具体分析如下：
一、“黑天鹅”事件增强国际舆论不稳定性
2017年，国际“黑天鹅”事件频发，全球政治经济风险增大，区域内不稳定因素和摩擦增多。这直接导致国际舆论形势更显错综复杂，重大舆论事件发生的概率上升。
上半年以来，国际政治领域变化层出不穷：
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接连推出“穆斯林禁令”、“退出TPP”等刺激舆论争议的新政。
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被暗杀事件，内幕真相波谲云诡一直备受猜测。
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因“闺蜜门”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。
恐怖袭击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加剧，英国、法国、俄罗斯、瑞典、比利时、希腊、印尼、泰国、巴基斯坦等国家连续发生大规模恐袭造成多人伤亡。
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，“勒索病毒”在全球范围内150多个国家爆发，再次敲响互联网安全警钟。
此外，中国周边局势紧张，中印对峙、南海局势、朝核问题、萨德系统部署、台海问题等，都牵动着国内外舆论关注；境外中国公民安全问题成为新的舆论话题，2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遭武装绑架一事、赴美学者章莹颖失踪案，引发国内外新闻媒体大规模讨论。
二、互联网加强整治重塑舆论生态
今年，《网络安全法》、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等一批重量级法律法规的正式施行，让我国互联网依法治理极大提速。相关部门加大对互联网的整治力度，关停娱乐八卦自媒体、限制VPN使用、删除部分网络信息、打击网络侵权等引发舆论较高关注与争议。
当前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，一些不健康、错误甚至反动的信息在网上流传，让网络空间治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形势。相关整治行动从内容制作源头和传播渠道介入，产生显著效果的同时，也对舆论生态天然的自净功能等造成一定冲击甚至误伤。
比如，利用外力强势改变受众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渠道，引发不满的同时让部分意见分流或下沉为“潜舆论”，但危害性却未必消除；原有娱乐化、亚文化的观察视角可能被更主流的传播方式所替代，可能由此引发部分群体的不适乃至反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信息的选择权始终掌握在网民手中，如何弥补整治之后的选择空白，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，值得深入思考。
三、新兴媒体平台增强传播复杂性
2017年，以微信微博为主的社会化媒体格局趋于稳定，但多元化开放平台、移动终端、传播技术推陈出新，增强了信息传播的复杂性。其中，VR技术和AR技术等开始被运用到新闻传播领域；社会化媒体被进一步细分，新媒体的外延显著扩大，知乎、分答、果壳、百度派等知识分享应用，以及网络直播、网络电台、弹幕网站的兴盛等，正在深度影响着社会舆论格局。
一方面新兴舆论平台改变了新媒体“两微一端”的传统格局，另一方面也持续丰富了网络舆论的载体形式。在此基础上，新媒体的兴起不断突破原有政府舆论导控和媒体舆论引导，改变了信息的传播路径，对互联网治理构成了新挑战。
在新格局下，舆论传播复杂化程度加剧，网络舆情传播不确定性增强，主要表现在舆情的引爆源头更加隐蔽、舆情发生动机更加多元、推动舆情发展的方式也更加多样三个方面，由此导致网络问题社会化、社会问题网络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。
四、中产群体成为网络舆论重要角色
当前舆论场中，以官民冲突、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声量正在逐年消减。取而代之的是，中等收入群体在网络中扮演了越来越活跃的角色，舆论的关注焦点也向人身权益、法治保障、医疗教育等话题方向转变。从年初雾霾蔓延中的中产阶级“躲霾运动”，到第一季度甚嚣尘上的学区房引发的教育论战，从成都某小区张贴“大字报”被称为中产阶级内部踩踏事件，再到引发争论的中国式“相亲鄙视链”，“中产”俨然已成为“网红”词汇。
可以看到，中产阶层在走向网络舆论前台，成为舆论角力场的主角，并以其视角发挥着巨大舆论影响。相对而言，中产阶层价值观更为成熟，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也更加强烈，在很多网络事件中，他们多从法律角度出发伸张正义，有助于舆论理性的形成。
更要看到，引发大面积讨论的舆论话题，多折射了中产阶级的危机感和内心不安，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的前提下，舆论场中房产、养老、医疗等话题的燥热，正是中产阶层各种生存焦虑的具体体现。此外，“鄙视链”等新称谓的兴起，预示着中产阶层内部的话语分裂，富裕中产和新晋中产之间也存在着观念和诉求的较大不同，将更深层影响着舆论场各方话语博弈结果。
五、互联网新经济成为热议话题
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，由其衍生出的新经济形态更显丰富，新的理念和模式层出不穷，也令其中潜在的风险大量暴露。2017年，互联网新经济领域引发的话题关注度只增不减。一方面，互联网技术发展日新月异，诸如共享单车、网络购物、网络直播、网络约车、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网络经济发展迅猛，但这些新兴领域滋生的管理难题、法律困境等也对有关部门提出挑战。
比如，2017年共享经济成为热炒概念，“共享单车”、“共享汽车”成为城市新宠，但是其盲目扩大、无序发展等问题屡屡引发争议，说明新经济理念带动下的新模式如何有序发展值得重点考量。
另一方面，互联网新经济领域普遍面临着法律法规的不健全、监管机制的欠缺等重要问题，如若仅仅依靠行业自律和网络自净，明显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网络需求。诸如“裸条”、培训贷、创业贷等不良“校园贷”形式翻新，借助互联网平台兴风作浪，导致学生不堪重负自杀等事件频发。这说明在新兴互联金融领域，法律法规制度不够清晰和完善，导致教育、政法等部门的打击治理式微，亟待更高层级的统筹考虑和顶层设计进行干预。
六、商业事件泛政治化舆论倾向加剧
2017年，中国商业领域出现了一些较受舆论关注的事件。比如，“明天系”实际控制人肖建华接受调查、安邦董事长吴小晖“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”、万达和融创的商业交易、乐视贾跃亭的声明等，都伴随着涉政治性传言。
在这些商业事件之后，由于细节复杂、商业涉密等原因，新闻媒体在揭示性报道中往往缺位，而动辄百亿的巨额资本交织捉摸不透的商业运作，让自媒体中的小道消息大行其道，以解密、“深喉”等方式悄然流传，大多缺乏理性的就事论事态度，惯用惊悚的标题做泛政治化解读。
这些信息和解读方式容易给网民形成简单化和政治化的思维逻辑，在传递信息时容易放大“阴谋论”基调，过分强调一些臆测的政治色彩。这种舆论倾向容易造成政治生活的紧张和扭曲，使媒体公众在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中越陷越深，对整个舆论场的生态健康都是不利的。
[责任编辑：杨凡]
